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当天上午，由中国医药卫生行业26家协（学）会共同主办的2022“声音•责任”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召开。来自医药卫生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提交高质量的议案提案，聚焦健全医药创新支撑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热议话题。

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

董小平

相较于我国在临床服务能力、医疗保障水平方面的取得的成功和进步，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在基层更加滞后。通过在国内多个地方实地调研，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县级疾控和县级医院的发展相比，不但没有接近，反而越差越远。

一些县级疾控尤其是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县疾控，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本科生。不同地区疾控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CDC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大多数地方差别非常大。这种差异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能力，有钱就能力强，没钱的就能力弱。此外，基层疾控目前的主要工作方式依然是被动服务，因此在人民眼中信任度较低。

建议加强基层疾控体系的能力建设，第一，建立人才流转机制。一定要突破越是在基层工资就低的理念，否则基层留不住人才。

第二，疾控体系改革突破属地限制，试点拨款机制不跟地方财政的做法。建议疾控的拨款可以放到上一级财政，实现垂直管理。

第三，疾控应当以服务为重点、以服务为中心，主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辖区内的人群需求。主动提供多种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促进健康教育、进行妇幼保健和计划免疫等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唐旭东

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应该要加上基层医疗卫生、乡村医疗卫生的建设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但现阶段仍存在较多问题待解。

第一是乡村医疗卫生人员不足，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大，中西部乡村医疗卫生网的人才缺口较大。第二是人才不足，从学历教育来讲，大大缩减了中专以下的招生和培养，基本上取消了中专学历的教育，也不允许中专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在大量短缺人才的情况下，如何加快中医药基层人才的培养应该引起重视。

第三是基层待遇低，留不住人才。这要向欧美日等国家的做法学习，在农村同样级别的医师有着相对较高的收入，在培养、继续教育和待遇上要综合地进行改革。第四是相对地难以培养，中医药的特色适宜技术如针刺、灸法和草药等，在骨质的特异性疾病、膝关节炎，颈腰腿病、慢病等疾病上实际上有着很好的效果，但目前基层应用仍有不足。在培养上，师承制的教育难以惠及到乡村，加上评审的限制、平台等因素，也影响到基层中医药人才成长。建议教育部、人社部、卫健委包括医保部门，能够在乡村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清明

今年以来，国务院陆续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十四五”时期有关数字化经济，特别是现代物流应急体系，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规划，这将对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安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

作为药械提供企业，需积极投入乡村振兴，助力县要强、乡要活、村要稳，上下联、信息通的基层医疗改革，加快产品创新，加快调整布局，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慢病的严峻挑战。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零售药店成为老百姓购买防疫物资药品和慢病特定处方药的重要场所。但是面对随时随地购买药品，线上线下无缝切换的新期盼，零售药店的传统线下交易模式已经远远不足。对此，我今年提交了关于扩大零售药房经营范围和职能，提高对百姓服务能力的建议，呼吁扩大零售药房的基本功能，选取一批大型的连锁药房进行网售处方药试点，将零售药房纳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我们也应该选择一些大型连锁零售药房，承接新冠核酸检测任务和战略物资储备与公共分配的职能，使零售药房与基层医疗机构系统更好的成为百姓身边的健康小屋。

此外，当前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比较薄弱，医养康养产业处于破冰期。我建议呼吁优化老年健康资源配置，推动部分空床率高的医院向老年医院转型。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出台家庭医生的激励政策，提高老年人签约服务的覆盖的比例。

营造激励创新良好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李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医药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系列利好政策，加强医药产业创新。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医药制造业集中度仍然较低，产品结构升级任务紧迫，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质量创新成果少，仍处于追随、追赶美国等先进国家的阶段。

为推动我国由“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制造强国”转变，建议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医药产业的战略地位，建立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采取切实措施支持民族医药企业创新、升级、发展；建议持续优化持有人制度；建议进一步优化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加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助力民族医药企业原始创新；建议培育民众对国产药的好感和认同，增强对民族制药企业的信心；建议给资本设好“红绿灯”，引导资本瞄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研发。

此外，一致性评价、国家集采推行以来，民众缺乏对药品一致性评价的了解及认识，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的认可度、购买度不高，习惯性认为“贵的就是好的”。实际上，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在药品质量、疗效上与原研药品等同，价格却大幅度低于原研药。过评药品的使用在医疗成本节约以及疗效方面为患者带去希望，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卫生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在此，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面向民众、医生的一致性评价产品的多渠道宣传，推动优质高效的国产好药更多惠及患者。

上海市政协委员、

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 

崔昳昤

近年来，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等顶层政策的引领下，在“重大新药创制”等国家科技专项的推动下，中国自主创新药上市数量大幅增长，2016年至2021年，本土企业1类创新药64个产品成功上市，成果显著。中国医药创新已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但从更多元的维度看，创新药上市后，仍然面临着临床应用进展缓慢；创新药进医保后大幅降价；国谈之后，进院难等诸多问题。

建议充分发挥上海浦东等相关地区创新药企业集聚、产业优势明显、医疗资源充足、地方医保覆盖能力强等综合优势，结合正在推进的地区性行业立法工作，推行对中国自创新药的一体化、阶段性激励、保护政策。同时，通过明确院外定点门慢、门特药房等合作机制，进一步理顺医疗机构与院外药房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完善外配处方流转和购药管理流程，研究制定处方流转医保政策的细化制度，确保创新药处方的双通道能真正“流的出来、转的起来”。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 

岳秉飞

今年的主要建议是关于中药材数字化平台建设。中药材需要进一步标准化、数字化、规范化发展。

中药材的标准不仅仅在形态学上，更应该从分子学上也进行数字化，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从形态、组织、大分子化合物和小分子DNA序列等多维度挖掘实物标本与中药基原、生产、质量和应用等全链条相关的信息。数字化时代，中药材也应当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变，通过可视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技术手段实现数字资源的展示、共享与交流。应建立全国性的平台，这对于中药材和饮片的真假辨别，监管部门在打击中药饮片生产中的掺杂使假、非法添加，以及国内药材的质量提升甚至中药科普都有重要意义。

中药材数字化平台建设需要有国家统一的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投入来引领。同时，在平台的建设和使用中还应当建立共享机制，使之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中医药行业的发展。

此外，现代中药材种植还存在一些监管的真空地带需要引起注意。中药材的种植目前为归口管理，在不同的阶段涉及到农业、林业、药监等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道地药材的种植按照农业管理口径不属于农作物，但是农作物种植又不归属药监部门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监管真空地带。农民种植中药材存在较大随意性，导致大量质量参差的种植药材充斥市场。

政府部门应当肩负起责任，管理部门应当协调统一起来，从源头保证中药的质量，提高对中药材种植的管理，每一种种植的药材要进行规范，进一步完善、统一中药材的质量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 

赵超

建议要从国家层面上集中解决好影响中成药临床使用的关键性的瓶颈。一是加强中成药治疗疗效病种的研究，加快中成药治疗优势病种的研究。发挥中医药在临床治疗优势病种的优势，在加强中医药专科建设的同时，国家卫健委、中医局要制定政策措施，全面部署，统筹安排，给予肯定与支持。二是进行中成药卫生经济学研究，制定发挥中医药医疗体系独特优势的医保支付相关政策及措施。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中，中西医疗效对比的研究不仅验证了中医药重要的独特作用，而且充分展示了中医药在防治新冠的卫生经济学上的优势，国家中药局应设专门的机构负责和推动该工作的落实。

此次，妥善地推进中成药集采。药品带量采购是我国医改的重大举措，让人民群众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用上质量更高的药品。但中成药具有和化药完全不同的特点，源头是农副产品，质量控制难、成本高，变化较大。多家品种因药材产地不同，采集、加工、生产设备、制造工艺、使用溶煤等差异，其质量疗效也存在着差异。多家品种即使功能主治相似，但组方、用料、工艺存在很大差异，作用机制和疗效也不尽相同。鉴于目前中成药缺乏质量和疗效的评价体系，建议稳妥推进中成药集采，尤其对日均费用已经较低的品种暂不进行集采；对独家品种进行集采时也要进行合理分组，功能主治相似的也不能简单归于一组直接进行降幅的比拼。另外对新上市的品种和已经长期为市场服务的价格已经低端的品种，也按同一组降幅比拼等都是不合理的，应当给予这些药品合理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最后，建议进一步加大中药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比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药物政策，中西医并重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医药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集品种是685个，其中中成药是268个，西药是417种，所以中药的基本药物数量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建议切实落实好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定时中遵循国家基本药物中的遴选原则，进一步加大中医药在基本药物中的比重。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松灵

中国要想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发展商业医疗保险的核心问题，是要重塑医疗价格。让医疗价格可以真正的按照科学合理的评价，建成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并且价格体系公开透明、可测算。  

我建议：第一，国家医保局应该尽可能把我们国家的医疗价格重新捋顺，形成一个公开透明的医疗价格体系，为医疗保险奠定基础；第二，鼓励全国多行业、全社会多方参与保险体系投入。例如像美国的家庭收入，一般会有几项固定支出，如车险、医疗保险、牙科保险、教育投入等。如果参照此分配体系，相信会有一半的国人可以支出商业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可以分不同的层次，形成巨大的资金来源，有了资金支持，将会很大改善医疗卫生系统的资金来源。

第三，构建新的体系，需要多方面的投入和参与。包括政府、各个行业、各个产业、全社会的支持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这些体系如果建立好，相信可以对我国医药卫生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毛宗福

三医实现更好联动的最大前提是构建良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这是我国医疗保障的制定方针。要坚定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是今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时代发展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将来也一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路子。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把筹资规模做大，把基金池做大，这是医药、医疗和医保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新冠疫情后，全国多个城市定制推出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这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的新希望。该类商业保险的首要特点就是其能够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密无缝衔接，是制度性的补充，通过商业市场灵活的机制和投资方式来把整个医疗保障的基金池做大，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将现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弱项、短板进行有效衔接，适度补充，更好地满足当前人们对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的基本医疗需求势必将包括高值药、放心药，以及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和水平，这就需要对医药和医疗技术的创新作出鼓励，才能保证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是高质量的。创新的背后是要有一定的买单能力，仅仅依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规模、筹资能力的现状显然是无法支撑的，惠民保的出现让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但目前这些普惠险运行状况参差不齐，国家层面应该及时地出台政策加以规范和引导，指导各地将普惠险做好，将医保基金池做大，在过去全民医保全覆盖的基本医保上叠加能够惠民的商业健康保险，保障医保和医疗的高质量发展，保障创新药品及时惠及患者，及时回馈研发企业。